在3月8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部长通道”采访活动中，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特别提到，农业农村部和其他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例如通过“托市”、增加储备以及进出口调控来更好稳定粮食价格和预期。这些调控政策已经见到了显著效果。他表示，春节以来，整个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粮食如玉米、大豆的价格已经企稳回升，现在支撑粮食价格持续上涨的因素在不断积累。

  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站上1.4万亿斤的新台阶，但同时叠加一些农产品进口量偏大、需求不振等因素，部分粮食价格降幅较大，进而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到农民的种粮务农收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将粮食产量目标确定在“1.4万亿斤左右”的基础上，提出“综合施策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以及“启动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加大对产粮大县支持”等要求，此前发布的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在时隔两年后再次单独阐述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有关内容。《金融时报》记者近几年在密切跟踪粮食生产、粮食调控政策等实施效果后发现，在中长期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下，尽可能保障种粮收益和开展利益补偿对提质粮食产业、强化粮食供应链韧性极其关键；同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打好政策‘组合拳’”在增强粮食稳产保供能力上也有充分体现。

  1.4万亿斤粮食产量，按照14亿人口计算，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达到500公斤，超出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每年粮食消费总量约为1.6万亿斤，与产量之间有2000亿斤（即1亿吨）以上的缺口。而从2021年至2024年的真实的情况看，粮食进口又不止于补足“数量缺口”，这几年的进口量稳定在1.4亿吨至1.6亿吨之间，其中大豆进口量占到1亿吨左右，玉米进口量在2000万吨上下波动，小麦进口约1000万吨。

  在数量和结构上都存在产需缺口，是我国粮食供需“紧平衡”的底色。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口粮供给安全，但饲料、油料、糖料仍供不应求。特别是考虑到消费需求结构变化下的肉蛋奶需求增加对饲料供给要求更高，而1斤饲料往往不足以产出1斤肉，因此，在综合考量我国整体耕地面积、资源禀赋分布以及种植品种等多重因素后，在调优我国粮食生产结构的基础上，做好粮食（以及饲料、油料）等在内的国内生产与国内外贸易协调，就成为必然选择。

  去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机制”，而这一政策要求的落脚点是“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粮食、饲料等仍较多进口，意味着我国产出的部分粮食在不出口的情况下同样实质上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而与国际粮价相比，我国粮食价格普遍不具优势，由此造成的价差进一步驱动粮食进口，影响种粮主体的价格预期和售粮决策。而价格差距主要源于粮食种植和加工成本差距，因此简单通过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打通市场渠道难以破题。对于我国而言，“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一种原因是为了应对国际市场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则要兼顾国内种粮成本，因此，必须健全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通过外部力量降成本、降风险，以达成保护种粮农民收益和积极性的目标。

  近些年来，我国持续完善保障种粮农民收益的财政、金融工具体系。其中，财政工具主要是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纵向补偿机制，包括以产粮大县奖励为主的财政转移支付、以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为代表的生产支持政策以及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代表的倾斜支持政策等;金融工具则体现出政策性金融特征，包括政策性农险、（贴息）粮油贷款等。有研究表明，按粮食生产补贴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同期粮食总产量折算，每增产1公斤粮食需增加的投入从2004年的0.04元增长到2023年的0.11元，并且考虑到直接的价格补贴政策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约束等因素，近年来，我国在保障种粮主体收益方面，对金融工具使用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加。

  比较受关注的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降低产粮大县农业保险县级保费补贴承担比例”。这一政策被广泛认为能减轻产粮大县的财政负担。不过从记者近年来的调研看，其更根本的目标在于扩大政策性农险保障覆盖面和助力理顺政策性农险运行模式。目前，我国中央财政补贴的政策性农险补贴由中央、省、市、县四级按比例进行补贴，其中，中央和省级补贴采取按比例“拨付”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政策性农险的保障面以及财政补贴能否及时给付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县一级的财力情况。而产粮大县由于财力有限，可以配置的农险补贴额度更有限，可覆盖的保障面积就比较少，特别是在包括产量、完全成本等多层次农险产品体系建立后，由于后者保障力强、保费高，其可覆盖的面积就更小。记者在很多地方看到，粮食完全成本保险的可保面积较实际种植培养面积有巨大差距。因此，降低县级补贴比例首先有利于扩大政策性农险保障面积。在此基础上，近几年部分地区政策性农险补贴难以及时到位，这会直接影响政策性农险的持续运行。去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赔”，从与农险消费者发生交互的两个关键环节提出精准化要求，到今年，从降低县级财政补贴压力的角度尽可能保障补贴及时到位，更有助于政策性农险探索出可持续运行方式。

  而这背后又凸显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在财政支出有一定约束且保障种粮主体收益工具日渐丰富的情况下，如何搭配政策工具，使其在消耗较少财政支出的前提下更充分、精准地发挥效用，需要多部门、多行业的共同探索。

  从记者采访情况看，不同粮食品种和种粮主体所需政策支持的倾向性不同。以被较多关注的稻谷、小麦、玉米、大豆为例，我国稻谷自给率高、国际市场之间的竞争因素小且亩产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其种植主体更需要降成本和在部分地区防范自然风险，那么稻谷补贴和灾害险就更有必要，同时还需要择期落实最低收购价。而大豆、玉米所要面对的国际市场风险较大，那么完全成本保险或收入险就更重要。与此同时，经营较大规模耕地和经营内容延伸至加工、仓储的主体往往对保险、期货等金融工具的接受度更高、适应性更强，对其进行针对性引导也能探索的重要方向。

  此外记者在实地采访时还发现，政策性粮食收购会较大程度上影响种粮主体的售粮行为，因此，这一政策实施需要在时机、规模、收购价格选择和决策时更科学和谨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了“启动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而在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相关阐述还是“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多渠道产销协作”。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划分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形成了13个粮食主产区、7个主销区和11个产销平衡区。到2021年，我国省（区市）之间的粮食生产自给率情况出现变化，粮食自给率超过110%的省份有7个，自给率低于70%的有13个，产销平衡区有11个。能调出粮食的省（区市）慢慢的变少，调入粮食的慢慢的变多，如果不抓紧健全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省（区市）数量还会促进减少，不利于我国粮食产业和供应链的强韧。事实上，种粮农户收益保障和相关的财政、金融工具协同也与地区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高度相关。粮食主产区财力较弱除了会影响地方政府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农业相关补贴支持农业生产以及实现民生改善外，由此其也会导致劳动力和市场主体外流，还会造成规模化种植成本攀升以及粮食产业延伸、配套服务上的缺失等。

  不过，产销区利益补偿除了有在经济层面的补偿外，如何疏通产销渠道、合作推动粮食产业和供应链升级更关键。除了粮食产销区分化程度慢慢的升高外，不一样的区域经济发展定位、物流运输等天然条件差异也造成了粮食产销的分离，并且同样会深刻影响种粮主体的直接收益。在做好经济利益补偿的同时，更加有助于粮食主产区发展和粮食产业提质升级的举措是，推动产销区之间实现在要素、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有效对接，让主销区的技术、资金进驻主产区，夯实产业基础，更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粮食稳产保供。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特别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相应的补偿机制、合作模式建设需要可持续和动态化，要关注到各方权益，以适配我国粮食产需长期“紧平衡”态势和供需结构变化。